尋回自我空間的音樂會──史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2010年4月27日）

赤子

音樂旋律化成精靈，無拘束地在腦海穿梭，施展可愛的法術，喚醒了某些不知何時沉睡了的神經細胞，使它們活耀起來，感受煥然一新，主要原因，可能是曲目的安排、演出者臨場表現的效應帶來的愉快感，這些因素都帶來正面想像空間。

曲目的正面感受及生活化
首先登場的是海頓的D大調《時鐘》交響曲(1793-1795)，演出者很能發揮古典時期的音樂特色，清新而明亮的音樂旋律，使人心境容易開朗起來；浦羅高菲夫的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1921年)，富於熱情及奔向太陽的感受，鋼琴聲與樂隊間時而勢均力敵，時而合作無間，像一個為生命奮鬥的鬥士，帶有正面的情緒，雖然有時顯得忿怒，但最後都能沖破重重困阻，排除萬難，奔向自由；艾爾加的《謎語》(1898年)，作品既然是描述作者的朋友，那就更顯得人性化了，沒有對或錯，善與惡，只有描述各人的特質。雖然並不認識旋律中所描述的人物，但音樂郤在一定程度上譜出某種特徵及產生屬於觀眾自己的聯想。能賦與觀眾無窮的想像空間，人物、動物甚至物件等等。刹那間就與我們日常生活發生奇妙的聨繫，隨着一段段變奏的樂章，腦海裡投影着一切相關的生活片段，相信這是《謎語》大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

音樂風格的新體會
諾靈頓爵士(Sir Roger Norrington)的指揮風格據場刊所述是將早期演繹方式與現代樂團巧妙融合，務求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作品原有的風格，對於演奏者的數量、座次編排、弓法、樂句和節奏等都有獨特的要求。演奏海頓的D大調《時鐘》交響曲的排位安排是雙簧管及長笛於舞台的左方，巴松管及單簧管於右方，第一小提琴及第二小提琴分別位於指揮前的左右方，往後是大提琴及低音提琴。由於今次座位於前三行位置靠左面，使本來較為凸出的長笛演奏音色就更為鮮明清晰，使樂曲能在很好的條件下閃出其亮麗點；演奏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時亦可說是可以近距離欣賞到黃慈出色及精堪的演出；相較之下演奏《謎語》時有部份配器較豐富的樂段，由於位置太前的關係，相信未能接收到最好的音響效果。但無論如何，亦可見諾靈頓爵士對樂隊位置及演奏編排經過精心安排，臨場亦發揮得淋漓盡致，是一次很好的視聽享受。

鋼琴家黃慈的表現
可能樂曲本身屬於激烈而澎湃的性格，對於外形纖巧的鋼琴家黃慈來說，要彈奏具爆發性的樂曲，主觀地認為在格調上似乎有點距離。在演奏樂曲初段時，有一種未進入狀態的感覺，需要一點熱身的時間。幸好，隨著樂曲的發展，與樂隊合作無間，使得情緒亦適應過來，漸漸地接受了她的演繹方法。其實，樂曲既有其表達的要求，但演奏家自有其發揮的空間，從個人對樂曲的感受與努力，在精神層次上來處理，有不俗的表現。

樂手樂在其中
有人說專注，是人類的靈魂之美。純正而不含雜質，亦是吸引別人的一種化學物質。樂隊整體表現都顯得集中投入，尤其是演奏D大調《時鐘》交響曲的長笛及大提琴手，演奏《謎語》樂手都能發揮獨奏時所表達的描述，敲擊部份在節奏及音量上都能做到很好的配合，唯稍有不足之處是在演奏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時，於中段位置，由於絕大部份樂手表現得非常投入，顯得個別樂手的精神狀態有點不太集中。綜觀各樂手在演奏時都有專注目光，演奏完畢展露的笑容，是一種自然流露的自信，是凱旋的笑容。

《謎語》現實中奇幻的想像世界
《謎語》變奏曲，用音樂描述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果不能從現實世界中尋找到相應的影像投射，那麼，小說或幻想世界一定可以找到，且都帶有正面美好的形象化身。有以弦樂為主描述溫柔體貼的柔美形象的第一變奏、有運用巴松管講述飽經風霜歲月的老人家形象的第三變奏、有小兒大發雷霆，不可收拾的脾氣爆發形象的第四變奏、有通過木管樂器描繪因生活變化而情緒有著起伏變化的第五變奏、有使用強而有力的敲擊配器及銅管樂所塑造份量十足形象的第六變奏、當然還有最為人熟知的，所佔篇幅相對較長，描述英雄的偉大形象的第九變奏：大提琴奏出沉鬱主題，再一次提醒偉人世界的廣闊，木管樂器細緻起點腈作用，定音鼓進一步營造高昂的情緒，管樂緩和沉重的氣氛，單簧管深情加入，弦樂柔和的伴隨，英雄的形象超越了畫面所能表達的高昂偉大；第十四變奏雖然是作曲家對自己人生路的描述，但放開懷抱，它幾乎包含了一切奮鬥故事所能有的元素，有挫折、理想、願望，並且最後得到成功。主題變化高潮迭起，有深切的感情，漸次推進，樂曲最終以大獲全勝的姿態結束。《謎語》提供了寬闊的想像空間，但又並非是漫無邊際。樂曲描述的形象，似乎都與我們有關聯，只是平日未必有這樣的條件作為催化劑，催促腦海一些不太活躍的細胞，現在都讓它們活起來了。

澳門是德國史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在亞洲演出的第一站，該場演奏的曲目CD及DVD在正式開場前已售罄；完場觀眾熱烈的反應亦反映其受歡迎的程度。音樂會已結束，餘音未盡......思緒仍然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