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並快樂著

陽雪

四月二十日馬友友帶著他藝術總監下的絲綢之路合奏團合共十三位樂手，包括七位弦樂、兩位管樂及四位敲擊樂，為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滿堂的觀衆演奏了六首帶有不同地域氣息的樂曲，痛並快樂著的律動與音樂感覺貫穿始終，大家的焦點並不限於馬友友。

痛的卡滿札
在樂團中沒有西裝革履而穿民族服裝的少數幾位樂手中，滿臉白鬍子的卡滿札演奏家賈賀爾（Kayhan Kalhor）很是搶眼。雖然當他拉著形似中國二胡的波斯弦樂器卡滿札時，表情與姿態都無甚起伏，但這位弦樂手與他奏出的音樂都飽含著一股靜謐的力量，而這股力量或許源於某种堅定的信念。由賈賀爾作曲的《無聲之城》是音樂會下半場的第一首曲子，弦樂手與敲擊樂手的即興演奏緩緩傳遞出沉寂又沉重的音符，仿佛帶著觀衆一點點走進一個死亡沉沉的小鎮，看見一幕幕觸目驚心而令人泣之無聲的景象。筆者不由自主地想起二〇〇八年以色列導演阿里科曼執導的動畫電影《與魔共舞》，影片聯繫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大屠殺的事件。巧合的是，賈賀爾創作《無聲之城》是為紀念爭取獨立主權的庫爾德人民所經歷的戰爭苦難，亦為紀念所有在戰爭和天災人禍中遭摧毀的城市。凝結在現場音樂中的痛感與電影音樂所表達的痛感是相通一致的，所以即便沒有筆者這番聯想的觀衆，想必也能感受到樂曲中幽怨、悲憤的情愫。

快樂的琵琶
相反，常讓人聯想到幽怨女伶的中國樂器琵琶，卻在吳蠻「機械人」般剛硬、勁脆的演奏下帶出電子搖滾音樂那種熱烈豪放的風味來。她獨奏的經典琵琶曲《陽春白雪》盡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歡盛氣勢；在掀起音樂會序幕的《絲路組曲》第三樂章《鳥高飛》中，隨著音樂愈來愈歡快昂然，吳蠻的情緒也愈來愈高漲。這位體態嬌小、穿著短身旗袍的女樂手跟著音樂節奏，不斷向右搖擺腦袋，像是那個方向有著一種對她致命的吸引，其神色歡愉、陶醉，靈巧的十指卻在懷中的琵琶弦間演繹著持久的掙扎。吳蠻的投入與釋放讓人相信她在腦海中看見了這首波斯傳統樂曲所歌頌的神鳥——一只不斷努力飛向太陽，最終在太陽燦爛的擁抱中失去肉體的鳥，傳達出在痛苦巔峰的無限快樂。

痛並快樂著
樂器本身是沒有喜怒哀樂的，豐富的音樂情感是由樂手締造或傳遞。范蘭的《安支那節奏》第二樂章《千查的查蘭戈》裡，吳蠻的琵琶、賈賀爾的卡滿札、馬友友的大提琴和其他樂手手中的樂器可以一同發出十分歡愉、俏皮的樂聲，就連在第一樂章《安支那》聽上去憂鬱蒼涼的日本尺八在梅崎康次郎的另一番吹奏中，也能創造出神秘靈動的音調。觀衆仿佛被樂團帶進曼妙生動的熱帶雨林，而時不時插入的尺八聲就像在走進森林的人的背後忽然躥出的一只松鼠或獼猴，嗖的一下又不見了似的。

其實，大家能夠在六首樂曲中都捕捉到苦悶兼有歡樂的音樂情感。充滿哀苦憤懣的《無聲之城》在結尾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樂聲中慢慢融進振作和篤定的律動，就像被摧毀的城鎮又在純樸堅強的人民手中一磚一瓦地重建起來。韓國杖鼓手金東遠所作的《遠方》，特別供絲綢之路合奏團二〇一〇年亞洲沿海城市之旅演奏用，樂曲飽含異鄉人因浪跡天涯而自由喜悅但思念滿懷的矛盾。金東遠厚重感性的歌喉更爲這首樂曲加添了感染力，即便沒有團友吳彤透過普通話朗誦的形式翻譯歌詞，澳門觀衆多半也能體會到樂曲主旨。音樂會終曲哥里荷夫（Osvaldo Golijov）寫的《氣傳氣》也是一首痛並快樂著的作品，從前兩個較爲悲傷的樂章到熱鬧昂揚的三四樂章，不同樂部的樂手合作無間。三位敲擊樂手同時在一架比鋼琴還寬的大型敲擊樂器上（鍵盤形似孩童玩的八音琴）共奏出跳躍活潑的音符，嗓音略爲單薄沙啞的吳彤一邊手持中國民樂器笙吹奏，一邊興奮歡快地從舞臺右側很有節奏地踏步至舞臺中央，流露一股搖滾風味，更是把會場氣氛帶到高潮。

馬友友的成功
馬友友的名氣是票房的保證，然而音樂會的成功並不在於他個人的演出（無論是在《絲路組曲》中的大提琴獨奏，或是在第一首加演曲目——新疆哈薩克民歌《燕子》中為吳彤的單獨伴奏），而在於馬友友透過「絲路計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樂手一起參與音樂創作與演繹，正視各種文化間的差異和矛盾，挖掘並發揮彼此共通及所長之處，結合東西方樂器，傳承各類民族音樂，創製獨特鮮活的世界音樂。這正是整場音樂會（包括整團樂手一齊喜閙演出的第二首加演曲目）所呈現的最亮點，亦是馬友友組織領導才華的充分體現之處。